中华文化，有生命温度的记忆-学术

中华文化，有生命温度的记忆

分享到：发布时间: 2016-08-15来源：中国艺术大家网

文化说大一点，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；说小一点，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。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，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。这种设计，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。相比之下，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。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，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。了解这种设计，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，认识我们自己。

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歌声

　　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，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。

　　19世纪后期，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。先是两次**战争，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，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，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。

　　领土像一个盘子，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，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，水还盛得住吗？眼看着高山将崩、大厦将倾，恰恰就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，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“龙骨”中发现了甲骨文，而他，又正巧是“京都团练大臣”，承担着联络义和团、保卫首都北京的责任。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，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，清廷西逃，王懿荣壮烈自杀。

　　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甲骨文？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，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。甲骨文，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、完整的商代，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。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，连孔子、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，而这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。几乎在发现甲骨文的同时，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。请大家想一想，在八国联军的枪炮、铁蹄下，一个活生生的起点——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——唐代，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人面前，意味着什么！

　　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，但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的歌声，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，足以挽救整体生命。

人类有一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

　　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，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毫无疑问，放在老子、孔子和他们引领的“诸子百家”时代。

　　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，是老子。老子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，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，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，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，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《道德经》。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

　　就是这五千个字，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。十几年前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作家，老子名列首位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，第一是《圣经》，第二是《老子》，也就是那五千字的《道德经》。

　　西方有人曾经说过，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。有了老子，我们可以说一句，处于峰巅的那种哲学，是用中文写的。老子的很多思想，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。例如他主张简约，拒绝对自然、对社会的过度耗费；他主张不争、不辩，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，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，等等。原来，我们当代社会追求的“节约型社会”、“和谐社会”，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。

　　与老子相比，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。他觉得君子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、四处传播的责任。孔子的学说，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。我觉得，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，试图建立一个“尊尊”、“亲亲”的礼仪世界。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，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，那就是君子之道；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，那就是中庸之道。

　　对于君子之道，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，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，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，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”；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；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等等。而且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。今天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，那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。

　　对于中庸之道，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“和稀泥”、“骑墙派”，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，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“合适”和“恰当”。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，特别能显现意义。孔子认为，只有这种中庸，也就是合适和恰当，才能沟通一切人、关爱一切人。

　　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。我想，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，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、司马迁，骑上了战马的曹操、诸葛亮，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。中华文化，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。

　　中华文化的“不喜欢”和“不在乎”

　　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，可以是纵向的，也可以是横向的——摆脱历史顺序，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。

中华文化有三个“不喜欢”

　　第一，不喜欢远征。熟土可依，远土不亲；家人思聚，故乡难离；胜败无常，祸福不永。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，到了那么多地方，但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。相比较之下，古巴比伦文明、古波斯文明、古埃及文明，都在远征中湮灭。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，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。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，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，在文化上也是这样。

　　第二，不喜欢极端。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，但那是过场戏，长不了，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。

　　第三，不喜欢无序。中国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的规范，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，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。

　　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，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。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，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。

中华文化有三个“不在乎”

　　第一，不在乎公共空间。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、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，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，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。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，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，主要是朝廷伦理。在朝廷和家庭之间，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，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。公共空间的意识，也就是公民意识，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，我们应该加以拓宽。

　　第二，不在乎实证。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、君子和小人、忠和奸、善和恶，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，即缺少“证伪机制”。

　　我们对于谣言，喜欢“无风不起浪”的判断，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。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“身正不怕影子斜”、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，结果谣言充斥四周，无法以实证来消除，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。证伪，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。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，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，即证伪机制上，克服自身弊病。

　　第三，不在乎创新。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。中华文化历史长，成果多，回过头去学习、敬佩还来不及，怎么还会想到创新？结果，我们的文化，多的是整理、校点、收藏、注释，少的是实地考察、荒原历险、大胆探索。

　　现在掀起“国学热”，对于保护文化遗产、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，但也必须注意，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，因为历史的惰性、历史的悲剧、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。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，但心中又十分明白，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，在于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