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岳春生看来，发生在他周围的声音，都充满着生命力。

岳春生在采集胡同里下象棋的“对弈之声”。

岳春生手里拿的就是他在老伴儿生病时录下的声音，从这以后，岳春生成了一位地道的“声音收藏家”。

拿着小录音机，时而高举，时而半蹲，时而“尾随”着走街串巷……采集声音成了岳春生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　岳春生的家就像一个小博物馆。

　岳春生已经积累了235盘磁带，3万多分钟的北京声音。

　　四个录音机，235盘磁带，3万分钟。

　　岳春生从1976年开始在一七一中学任高中教师，直到2002年退休。2003年，岳春生的老伴重病住院，“我陪床时想把老伴的声音录下来。”于是，岳春生的儿子给他买了台录音机。后来，老伴去世了，磁带记录下她最后的声音。当时还是非典时期，岳春生老伴儿住的医院是收治非典病人的重点医院，为此，他还录了许多非典时期的声音。从那时候起，岳春生养成了走到哪儿录到哪儿的习惯，开始记录各种“北京声音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岳春生去五棵松体育馆看比赛，坐在最后一排边录音边解说，做起了“现场直播”。保安还以为他拿的是对讲机，就一直盯着他看。比赛结束了，保安还站在他后面不走，岳春生无奈地说，“我这是自己录音呢，我不是广播电台的!”地铁、公交，市井嘈杂声，菜市场、书市、庙会……生活里的每一处，都被岳春生用声音记录着。

　　“我父辈一代是农民，我也算是农民的孩子。”岳春生的父亲当年来到北京闯荡，才在北京安的家，岳春生常说自己是个“有泥土味儿”的人，“卖报纸的，下象棋的，那都是我的朋友!”通过录音，岳春生不但留存了一些声音资料，还交了很多朋友。比如有卖酱豆腐的不让录，岳春生说：“那我买你点儿酱豆腐，让我录一段呗？”卖东西的就说那成。胡同里有卖东西的，岳春生就一直跟着他们录音，想知道他们通过胡同要吆喝多少声……随着积累的声音越来越多，岳春生对这些“声音”有了自己的感悟。岳春生说，以前有个卖柿子的，每年都在他窗户底下叫卖。岳春生都会买他的柿子吃，一来二去，俩人成了朋友。最后得知卖柿子的农民是个村支书，孩子在城里上学，钱不够花，才来北京卖柿子挣点儿钱。“这不仅仅是声音，它涉及很多方面，文化、风俗、政治、经济……很多的社会问题。”“老北京的‘叫卖声’，现在在胡同几乎听不到了。过去胡同里从早到晚声音不断，充满人情味，如今却被车水马龙的声音替代……声音的变化，能折射出社会的变化。”

　　关注声音就是关注人，岳春生常说自己是“无所不录”。如今，儿子又给他换了个数码录音笔，现在每天除了录音之外，还要把之前录的声音按类别整理归纳，岳春生相信，每个声音背后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。